历史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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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记忆                                      
                                                                         王安乔
     本文试通过我国著名的古典文献学家王绍曾三兄弟的百年人生，真实的人生轨迹，折射中国社会的百年变迁。文中披露了不少鲜人为知的史料，涉及《史量才被刺案》、《汤池训练班》、《湖北钟祥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湖北茨河手纺织训练所被破坏一案》；抗战及解放战争期间，发生在四川重庆、内江、资中、西昌的故事等等，涉及历史人物有：黄炎培、史量才、杨显东、孙耀华、张心一、刘慈愷、李宗仁等。有如下章节： 《引》、《初定人生》、《崭露头角》、《黄渡启迪》、       
《高山仰止》、《近朱者赤》、《患难夫妻》、《 侠肝义胆  古道热肠》、《身在曹营  心在汉》、《喜迎解放》、《春风化雨》、《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旷世奇缘》、《结束语》。奉献给不同年令、不同职业的读者，不忘历史，珍惜今天。       
                                                 引   
    太湖像一颗硕大的碧玉镶嵌在长江三角洲上，无数纵横交错、碧波荡漾的大小河道犹如一袭曼纱，轻披在这富饶的大地上，这里孕育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无数英才如珍珠般缀在轻纱上，熠熠生辉，群星闪烁，更增添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和瑰丽。我所要记忆的是，这片土地中既有拂去浮尘的珍珠，也有一粒粒普通的、但不失晶莹的砂粒和天空中瞬间即逝的陨石。
    雾渐渐散去，晨曦在天边慢慢升起，一抹亮色染红了一幢幢农舍的屋脊，这是江南水乡普通的一个小村庄。村南面是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曲折地流向远方，河边的芦苇在微风吹拂下摇曳，乘上小木船，轻轻地摇着橹，可直达太湖。村庄四周是满目翠绿的稻田，稻子已开始抽穗了，沁人心肺的稻香令人陶醉，不时还听到青蛙急促而轻脆的叫声，走过河上的小木桥不远，还有一大片桑林，肥大的桑叶上布满了露珠。这就是我的故乡，上世纪初的江阴璜塘东元塘村，这是一块风水宝地，那时江阴城里的有钱人或著名乡绅把祖坟就设在小河的南边东首。
    东元塘村坐北朝南，西边不远还有一个小村叫西元塘。西元塘的人家大部份都姓王，只有我们少数几家王姓的住在东元塘，都是同一支王氏家族，远祖来自山西省，非名门望族之后。   
                                            初定人生
    我家祖屋在村西头，大门正对南边那条小河，走过小晒谷场就到河边。妇女们在河边搭的青条石上洗菜的洗菜，淘米的淘米，不时还传来银铃般的笑声，小儿们光着屁股在河中嘻戏，大一点的孩童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边，过一会冒出水来，手里抓住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鱼，高兴地直叫。突然岸边有人厉声地叫到：慕曾，带弟弟上来！回家读书写字去！这个叫的人就是我的祖父，为人严厉，家里的孩子们都有点怕他。那两个急忙上岸的孩童中叫慕曾的就是我的父亲王慕曾，小一点的叫王幼曾，是我的小叔。他俩赶快穿上了短裤往家跑，祖父跟在后面不断地教训道：〝你大阿哥背了一上午的书，你们还在玩水〞。他俩进门一看，大阿哥正在堂屋里摇头晃脑地背得正起劲呢！身边还堆着一沓沓线装古藉，这就是我的伯父王绍曾。
    祖父姓王名少鹤，字松年。可能是祖上为让他长命百岁，取了这么一个吉利的名字，可惜天不遂人愿，这是后话。他十八岁就自立成家，祖母沈雪梅是一个温顺的小脚女人，有六个孩子，三男三女。祖父读过几年私熟，写得一手漂亮的柳体字，是村里唯一的文化人，还创办了村里的初级小学。他对这三个儿子管教甚严，不准沾烟酒，不准看赌博，做事要踏实、勤垦。每天的功课抓得很紧，除读书外，还要练习毛笔字。耳提面命，终有所获，至今，伯父功成名就；我父亲已95岁高龄，出口成章，写起字来笔力遒劲，行笔如风。祖父对三个女儿的文化则听之任之，连小学文化都不到。
    祖父那一辈分家时，祖屋东厢四五间房归了他，田地十多亩，一部份种上桑树，每年要养三季蚕。家中的女人以织布为业，向苏北推销，还要为布庄加工布匹，赚取一些加工费和另头纱布。就这样，要养活这一大家人，加上儿女们的学费，经济仍显拮据，只好将南屋铺上地板，向南的墙壁开一个窗户，卖一些油、盐、酱、醋、茶等一些农村生活日用品，以补贴家用。随着孩子们长大，学费越来越重，祖父不惜卖田卖地也要供这三个儿子读书。
    家中的人手不够，父亲大一点后，要下地帮助干农活，尤其是农忙期间非常繁重，练就了一付好身体和坚毅的性格，更懂得了农民的艰辛与不易，从思想上与农民有更多地感情，这无形中为他今后的人生轨迹划上了第一笔。伯父从小体弱，不爱活动，偶尔下地帮助干点轻的农活，一天到晚，手不释卷，〝之乎也者〞常挂于口，祖父对长子寄于了莫大期望，读书是他的全部生活，习文是他的所爱，在外边的场院上，时时能听到他的琅琅读书声，功夫不负有心人，日复一日地云游书海，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吸取养份，为他日后的事业奠定了基石。小叔是几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人很聪明，深得家人溺爱，性格软弱 。他们兄弟姐妹间，相亲相爱，情深意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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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崭露头角     
    他们童年正值辛亥革命不久，新学与旧学并存。据伯父回忆，他十七岁以前，只读了三年初小，因经济困难，高小是在补习班学完的。祖父决定伯父专攻文史，学成后到中学当文史老师。此时江阴城里，由同善社会首郁咏春办了一家改良私熟，送他去读了二年；又分别在吴小村和张明初老师的执教下，各读了一年私熟，后者就在我家祖屋的堂屋里授课。其余时间，都是自己在家中饱读经书，《诗经》、《尚书》、《周礼》、《周易》、《左传》、《论语》、《孟子》等十三部儒家经典，此时已多半被他熟读于胸，《唐诗》、《宋词》更是信手拈来。父亲及小叔是读新学，父亲读的是江阴最著名的辅贤小学，该小学设在死守江阴八十一日的抗清名将阎应元的祠堂里，是江阴最好的小学。
    1927年，祖父听说著名教育家唐文治当校长的无锡国文专科学校招考，要伯父去考。对伯父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一是有名师指导；二来虽然满腹经纶，何以致用尚不得要领；再者，十七岁的他早已萌生了自立于社会的念头，于是欣然成行。东元塘村虽属江阴，其实离无锡更近，也就三十里地多一些，在家门口的小河上船，即可到无锡，现在通高速，二十多分钟就到了。祖父母站在河边为伯父送行，望着长子渐渐远去的身影，眼中充满了期待和难舍之情。七八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我祖父母还在的话，他们会庆幸当初作出了一个多么正确的决定。
    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建于惠山之麓，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师资雄厚，除唐文治校长外，先后有国学大师钱基博，民主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国学大师钱穆、周谷城等等名家任教。著名学者钱钟书即是钱大师的儿子。五、六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这一南一北国学的摇篮培育的人才，主宰了之后七八十年间中国文史哲的研究。
     伯父来到无锡国专门前，见学校依山而建，环境清幽，校舍是一幢古建筑，雕梁画栋，古色古香，心中暗喜，这可是专修国学的好地方！虽然没有上过正式学校，凭借多年的古文功底，顺利通过了大师们的考试，进入国专，开始了系统地研修国学。
    三年学习课程达三十几门，涉猎古今文、史、哲的方方面面，各种流派的教师荟萃一堂，学术交流的空气非常浓厚，师生之间情意深深。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他如鱼得水，这样多知识渊博的老师让他学业精进。更令伯父难忘的是，唐文治校长对学生严格的人格教育，让他受益匪浅。
    在众多的学科中，他最感兴趣地是钱基博教授的目录学及《文史通义》，得到了钱大师的真传，在钱基博的指导下，写就了洋洋洒洒六万言的毕业论文《目录学分类论》，得到钱氏的高度赞赏，并建议学校破例作为《无锡国专丛刊》第一种于1931年正式出版，能得此殊荣者极为罕见。后来钱大师在1932年的毕业生俞振眉的论文上批语道：〝吾自讲学大江南北以来，得三人焉。于目录学得王生绍曾，于《文史通义》得陶生存煦，于韩愈文得俞生振眉。〞将我伯父视为三位衣钵弟子之一。可惜，后二者，一位二十岁时早逝，一位从人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国专毕业后，唐文治校长对这位高材生喜爱有加，亲自推荐他到上海著名的文化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襄助张元济先生，伯父听到张元济大师及商务印书馆大名如雷贯耳。三十年代的商务印书馆在中国文化界早已遐迩闻名，它所出版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学生杂志》及《四部丛书》、《辞源》、《百衲本二十四史》为推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培养了大量文学、文化人才。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都与之有过交往，如：梁启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陈寅恪、傅斯年、钱穆、冯友兰等。张元济先生在中国文化出版界享有盛誉，有极高的文化素养，既是教育家又是出版家，精于版本学、校勘学，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是在他的主持下取得的，实为文化界、出版界之泰斗。
    伯父谢过唐、钱二位恩师，回家拜别父母。祖父母自然是大喜过望，长子学业有成，二十多年沤心沥血终于得到回报，兄弟姐妹间道喜之声不断，族人、邻里也纷纷上门恭贺。热闹几日后，准备了一些必要的行装，启程前往上海。
    来到位于上海闸北区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拜见过张元济先生。此时先生正在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这是文化界一项浩大工程，要广泛搜集各史宋、元善本，各种版本残缺不全，记述史料各有不同，且有错误，要校勘错误并互相参考补缀而成，故称〝百衲〞，共有三千卷之巨。没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史学修养是无法胜任，伯父得到国专校长推荐，也就深得张元济先生的器重。
    伯父回忆：〝我们的任务，是把二十四史的各种版本，从头校读，这边读一句，那边读一句，看字里行间，有什么不同，随时批注。等各种版本，全部校完，再做成校勘记，作初步考订。究竞谁是谁非，由张先生最后决定。〞工作之苦，之繁重，令伯父感叹。通过校史，也精读了二十四史，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积淀了丰厚的学识。
    商务印书馆集编辑、印制、发行于一体，因此，自有一浩大藏书搂，名涵芬搂，各种古藉善本及参考书藉近四十万册，集无数中华民族文化之精华。身置涵芬楼中，畅游在古文化的海洋里，伯父的学识又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侧侍在张大师的左右，深得版本学、校勘学的真髓。
    伯父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深刻变革的时代。出生第二年，辛亥革命爆发，成立民国；随后又是军阀混战；中国共产党诞生和北伐战争；进入国专那年，更发生了蒋介石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大屠杀；尤其是其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数千年的文化传承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些重大事件对中国社会的冲击之巨可想而知。然而，他这样一个长期浸润在古文化中的、来自乡村的青年，似乎毫无所知、不为所动，继续在对中华文化的探索道路上前行。
    世事难料，来到上海第二年(1931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东北，此时上海极不平静，民间反日情绪高涨，时与日侨多有冲突，1932年1月28日爆发〝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闸北顽强抵抗。29日凌晨，日机蓄意轰炸商务印书馆，六颗燃烧弹使之成一片废墟。2月1日，日本浪人又潜入，放火烧毁前几天幸免的涵芬楼即东方图书馆，各类古藉善本等损失达四十多万册。是时，浓烟掩蔽上海大半个天空，纸灰飘飞十里之外，火熄后，纸灰没膝，其状之惨，难以言表。幸得张大师及各位同仁住在别处，未伤及人员，张元济先生望着已成空壳的五层涵芬楼，痛心疾首，悲愤不已。日本侵略者妄图通过毁灭中国文化来达到灭亡中国的目的。
    上海的时局已不容文人们潜心研究学问，张先生劝伯父暂时另谋高就，可惜随侍大师不到两年，学术之路刚刚起步，就遭此厄运，无奈之中也别无选择。庆幸地是，时间虽短，大师渊博的学识，严谨的学术风格，为人正派的高风亮节，影响了伯父的整个人生。
    拜别张元济先生，回到无锡国专，唐文治校长对这位经过张大师指教的高材生，委以图书馆主任之职。1933年至1935年间，发表重要论文《二十四史沿革考》、《史通引书考绪论》、《无考》等。五十多年后，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教授将六万言的《二十四史沿革考》收入《中国图书文献学论集》(1987年增订本)，可见该文至今的学术地位。
    他毕业了仅几年，就崭露头角，可见本人的深厚功底，以及几位大师对他的深刻影响，加之商务印书馆的校史经历，助他水到渠成。可叹的是，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一批论文，也是前半生最后一批论文。本文暂且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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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渡启迪
    父亲就没有伯父那样幸运，求学之路颇为艰辛。江阴辅贤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省立南菁中学，南菁中学面向全省招生，是全省学子向往之所在，至今南菁中学也是江苏省的名校。学校收费不菲，连同制服每学期收费六十多元，家中勉强凑齐了学费，读完了第一学期。伯父读的无锡国专属私立，用现在的术语叫〝贵族学校〞，收费更是惊人，祖父已无力负担三个儿子的学费，第二学期我父亲只好辍学，保证他大阿哥及小弟之需。
    祖父托人介绍他到常州一个卖北货的商行当学徒，三跪九叩，拜一个吸鸦片的麻脸老先生为师。天天要为师父倒夜壶、换水烟筒；吃饭时，要给师父及老店员添饭及打洗脸水。由于从小练就了一手好字，文章也写得好，不久就当上了文书员，对外联系的信件由他负责，还专跑上海银行存取款。一次，在火车站半夜露天等车，受了风寒，得了伤寒症，高烧不退，伯父得知后立即从无锡国专赶来，接他回家治病。病愈后，祖父认为当学徒没前途，就托人让他在附近的小学当助教和教师近两年，教学能力得到校长首肯。
    伯父听说上海中学附属乡村师范学校招生，要父亲去考。这对他也是一个不错地选择，经过师范学校正规学习，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都有保障，而且不收学费。没想到这一去，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和各种人生悲喜剧的发生。
    学校位于上海附近青浦县黄渡镇，镇上市面很热闹。学校在一条不大的小河边，离火车站有十来里路，一条铺满石子的路通向学校，那时没有公共汽车，坐黄包车去的。后来学校改为江苏省立黄渡乡村师范学校(那时上海属江苏省)，简称黄渡乡师。父亲考试很容易就通过了。
    乡村师范学校的成立背景，是在〝五四〞运动以后，一批上层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完全失望了，而农村大量的文盲也是发展民主政治的障碍，因此决定以农村教育为突破点，培养一批乡村教师，教育农民，改变农村落后状况，扫除实行民主政治的障碍。当时，李大钊、陶行知等专有论述。李大钊指出，要培养学生具有改造农村教育的理想及为乡村社区服务的意愿，对乡村生活及平民生活的认同。
     黄渡乡师以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为办学宗旨。校歌：〝即耕亦读，勤俭成风，技术精通，科学是崇〞正体现了这一教育思想。学校办有农场，工场，师生共同种植粮菜、饲养鸡兔，自制生活、教学用具，教师既教又耕，学生既读又耕，并在学校附近开办义务教育，收取贫困农民子弟入学。在学校指导下，乡村组织起信用合作社，帮助农民贷款、储蓄、帮助农民营销农业手工艺产品等等。父亲从小就参加农业劳动，对于学校这一切不但很适应，而且更加深了对贫苦农民的同情心。经过四年的熏陶，他的人生观、价值观基本在这时确立了。
    他第一学期就显示了写文章的才华，作文每次都是100分，一字不改，获老师交口称赞。在运动场上也是活跃分子，时常进行篮球比赛；能说会讲，口才极佳；为人公正，品德优良，于是大家推举他当学生会会长兼膳食委员会主任。校长滕嵩石(字仰之)很欣赏他，每逢有学者来校参观或在大礼堂发表演讲，都派他接待或当大会主席主持会议。父亲撰写的〝论学生自治〞一文，校长将其印成单行本，发至全校师生及来宾。这位高材生深得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及关注。
    其中一位老师叫孙耀华，毕业于金陵大学农艺系，在学校是农业教员，后来成为了革命家，解放后历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在我父亲今后的悲喜人生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位同学叫奚望高，江阴北渚人，离老家东元塘村不远，与父亲同乡又同学，关系自然密切，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是著名爱国人士、解放后的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先生的侄女婿。没想到从此以后，王家和奚家结下了七十多年的不解之缘。这些都是后话。
                                            高山仰止
    学校毕业后，老师李楚材先生也很欣赏他，介绍父亲去上海闵行镇松沪纪念广慈院工作，任生产部主任兼小学四年级级任老师。李先生毕业于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是陶先生最得意的学生，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常委。
    广慈院是一孤儿院，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收了不少松沪抗战的孤儿，故改名〝松沪纪念广慈院〞，原董事长是著名爱国报人史量才先生兼任。当时黄炎培和史量才先生反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全力支持十九路军抗日，与蒋势不两立，史先生在父亲去的前一年(1934年11月13日)，被蒋介石派人刺杀。院长是上海中华职教社主任江恒源(字问渔)先生兼任，实际负责任是院务主任陶小冬女士。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我国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和理论家黄炎培(字任之)先生创办的。黄先生解放后任政务院副总理。他提倡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相联系，把〝尊重劳动〞、〝敬业乐群〞作为中华职业学校的校训。江院长将这些宗旨也用于办孤儿院，所以设有生产部。父亲管理的生产部有农场养来克亨白鸡、有桃园并间种制蚊香的药材；有各种手工作坊，内有各种手艺教师；有音乐队，替婚、喪、喜庆人家吹奏。用这些收入补充孤儿院的经费。黄炎培先生非常热心慈善事业，江院长常陪同黄先生来院视察，父亲要向他介绍学生的学习及生产情况。他很满意这种培养孤儿的方式，孤儿成人后进入社会，既有知识，又掌握多种技能，更能立足于社会。父亲对能聆听到黄先生的教诲，倍感骄傲，几十年后，在儿孙面前回忆起这段往事，眉飞色舞。常感叹：吾乃三生有幸也！
    史量才先生被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我认为我父亲回忆的细节更翔实，整理如下，与大家共享。插一段题外话。
    孤儿院的教师中，有一位是史先生的外甥女，名邵先德(未婚)，她亲口对我父亲说：广慈院请了一个花工，是强恕园艺学校毕业的，是种菊花的能手，种的菊花品种繁多、千姿百态。广慈院每年都要办菊花展，史先生请一些上海市的民族资本家前来参观，大饱眼福之余，慷慨解囊，为广慈院募集资金。那天正和儿子史咏赓一起，从杭州机场回闵行广慈院主办菊花展，被蒋派的蓝衣社特务刺杀。当时好几个特务围攻，史先生也有防备，带有手枪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中弹身亡，儿子跑得快，幸免于难。史先生的史料中没提到他办慈善事业及上述情节；还有的资料中说史先生被军统刺杀，也是有误，军统成立于1938年，蓝衣社只是军统前身。
    父亲在广慈院工作了一年半，后半年已任院务主任，深得院方好评。此时，黄渡乡师另一位老师陈瑞文(名名选)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农业贷款部聘为主任，他认为我父亲品学兼优又能吃苦，可以胜任农贷工作，于是向中国银行总行稽核张心一先生推荐他当农贷员，巧的是，张先生是黄炎培先生的女婿，甘肃人，留美专家，解放后任农学会顾问。
    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十里洋场，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中国银行总行所在的外滩更是高楼林立，气度非凡。父亲急匆匆地从黄包车上下来，顾不得欣赏眼前的一切，迈进了中国银行很气派的办公大楼，来到张心一先生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张先生非常客气，连忙请坐，一点留美专家的架子都没有，朴实而才华横溢。父亲今天是来接受张先生的面试，张先生提了三个问题：1.你对农贷有没有兴趣？2.为什么有兴趣？3.你怎样开展这个工作？上面提到过，父亲的人生观在黄渡乡师就已基本确立，于是父亲侃侃而谈：农民被剥削，最苦，应该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我作为一个青年，愿意献身这项事业，作为农贷员要能吃苦耐劳，不能贪农民的东西，要背着行李下乡，不能坐滑杆、坐轿子当老爷，不能让农村的富人来操纵合作社。那时，银行是通过农村合作社来发放贷款。这一次面试，父亲鲜明的立场，富有哲理的叙述，干练的风格，给张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立即同意录取。在四十多年后，中国农业银行成立，张老还向杨显东副部长建议我父亲出山，令我父感激涕零！后文再叙。
    他兴奋地走在外滩的大道上，感到天空格外湛蓝，身边来去匆匆的人群、花枝招展的女人、醉酒的外国水手，都没有引起他的注意，还沉浸在刚才的喜悦之中，望着涛涛的黄浦江水，心中默默地念道：我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他在设想着，今后怎样为农村的父老乡亲服务。
    父亲先到宝山县实习了一段时间，就派往江西南昌，然后派往附近的东乡县。这是一个很穷的县，街道破烂不堪，父亲突然发现，街两边的房屋墙壁上有红军写的标语，如：〝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地主反动派〞等，都被白石灰刷了，但字迹清晰可见。来到当地负责贷款的合作指导室报到，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有许多家属常在一块聊天，他一听，讲的都是红军的故事，听来十分新鲜，十分有趣，看样子这些家属对红军很有好感。附近的临川县的市面很繁荣，这儿是宋代名儒王安石的家乡，红军虽然长征了，红军的故事老百姓仍然喜闻乐道。走到每一个村庄，红军的标语一直写到墙壁的最高处，字亦写的是清秀的柳体字。父亲心中感叹道，红军中的高级人材和文人真不少！他在江西第一次了解了共产党及红军，知道他们为劳苦大众的主张，而且深受老百姓爱戴，心中的好感油然而生。
    工作了一段时间，调回南昌支行办理农贷方面的文书及帐目。南昌中行襄理对他说：不要当农贷员，这是临时工作，没有前途。而另一位农贷主任在他面前经常非议陈瑞文老师。父亲感到南昌不是久留之地，对襄理说：我虽然有文书员的素质，我的志向是农贷员，不愿当文书员。婉言谢绝。
   此时，伯父于1935年应我国著名资本家薛福基之邀，回家乡江阴，创办尚仁中学并担任校长，向上海大中华橡胶厂输送人材。1937年松沪会战，战火逼近江阴之际，伯父携我小叔王幼曾与尚仁中学老师流亡武汉，走上了一条颠沛流离、祸福相随之路。
    父亲得知兄弟二人被困武汉，焦虑万分，立即写信致陈老师，要求调武汉，获得同意。恰在此时，孙耀华老师已任中国银行武汉农贷方面的视察员，他还惦记着这位黄渡乡师的高材生，来信邀他到武汉工作，父亲接信后喜出望外，将南昌方面的工作一一交待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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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朱者赤
    此时上海已经沦陷，南京危在旦夕，已经在疏散居民。父亲背着铺盖卷，提着装有几件换洗衣服的小包，从南昌赶到九江搭船。一路上都是难民，扶老携幼，肩挑手提，争相赶路。九江码头已是人山人海，人声鼎沸，大哭小叫，一片愁云惨雾。去武汉的班船早已停航，只有从南京撤退下来的运伤兵船，为了防止难民涌上，全部停在江心。难民们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万分。父亲见状也犯难了，思量半天，不能在此坐以待毙，试着租了条小船划向江心靠上运兵船，另外还有几条小船也在往大船靠去，没想到当兵的拿起长棍打，无法靠拢，只好返回岸上。也难怪这些当兵的，如果有一人能成功登船，大家效仿，运兵船不翻了才怪呢！到晚上，又租船去试一试，这一次恰好有几个好心的伤兵让他上了船，满船都是横七竖八的伤兵，呻吟声、惨叫声此起彼伏。父亲也顾不了许多，找了一个空处铺开行李，一觉睡到天亮，睁眼一看，武汉已近在咫尺，连忙收拾好行李，准备走上人生新的旅途。
     湖北省的整个农贷工作由中国银行武昌办事处主管，襄理叫杨祖康。来到武昌见到孙耀华老师，师生见面分外高兴，父亲向老师绘声绘色地讲起一路的经历，庆幸有惊无险地顺利来汉。办事处的宿舍很少，父亲与孙老师睡一个房间，他成为孙耀华的助手，孙老师派他负责青山区全区的农贷工作。当时孙先生社会事务颇多，常有人来找他商量什么事，经老师介绍，父亲结识了著名的爱国人士、留美博士杨显东先生和李范一先生。李先生解放后曾任石油部副部长。尤其是杨博士来往最为频密，因而与他最为熟悉，他也了解父亲是孙先生最为得意的学生。后来父亲才明白，他们那时在商量筹办〝湖北应城汤池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也简称〝汤池训练班〞。他们虽不是共产党员，却已经在为革命工作。
     应城汤池，西与京山县相邻，南与天门县相望，因有著名的玉女汤(玉女温泉)而取名〝汤池〞。早在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受王者重视。唐诗人李白慕名专程游赏，以〝神女殁幽境，汤池流大川〞、〝沸珠耀明月，皎镜涵空天。气沸兰草满，色涨桃花然。〞等诗篇佳句盛赞汤池的美好景色，从此汤池名声鹊起。以后，各朝各代文人墨客纷至沓来，吟诗作赋，吟咏汤池的佳作不绝。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儿将成为培养革命者的摇篮。
    据资料记载，汤池训练班的成立背景是：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中共元老董必武找到时任国民政府湖北省建设厅厅长、辛亥革命的老友石瑛先生商议，要办这个训练班，获石瑛支持，以建设厅的名义，由建设厅出经费开办。李范一先生主持，由中共领导人陶铸任教育长，杨显东博士、孙耀华先生为筹办训练班进行了联络工作，教员有陶铸夫人曾志、蔡承祖等等。办班的目的是：从各地选拔一批进步青年，进行革命教育，然后分配到各县担任农村合作指导员，取代国民党掌握的、反动腐败的指导员，将领导权夺过来，发动群众，宣传抗日，为共产党发展壮大，建立根据地作组织及干部准备，人称那时的汤池为〝小延安〞。蒋介石后来察觉有异，称之为〝红军大学〞，想方设法予以破坏。
    杨显东先生的侄女褚玉洁是其中的学员，奚望高先生是一期学员，与褚女士志同道合，后来结为革命伴侣。第三期学员中有位女学员叫程令勲，后来成为了我母亲，姨父王采繁、舅舅程燕孙也都是三期学员。
话分两头，父亲每天到青山区去放农贷，要坐船穿过东湖，那时的东湖比现在要大得多，只见碧波万顷，兰天上朵朵白云倒映在水中，一叶扁舟逐浪而行，几只水鸟绕船来回翻飞，如此旖旎的湖光水色令人心旷神怡，父亲坐在船头尽情地欣赏，前几天心中的愁云已散去。
     原来，自从来到武昌后，很快就与阿哥、阿弟见面，他们就住在去青山区来回的路上，每天都能见到兄弟二人，他们与尚仁中学的老师住在一起，全部睡的地舖，已囊中如洗，陷入窘境。伯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文人，手无缚鸡之力，叔叔又年幼，无法自食其力，父亲时常给他们一些费用以应急，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前些时间传来了好消息，有一位尚仁中学的英文女老师穆咏娟女士，已在重庆找到了工作，来信邀请伯父及叔叔前往重庆，旅途费用也全部寄来。昨天刚送走兄弟二人，临上船前，兄弟三人依依惜别，互道珍重。
    1938年初，汤池训练班第一期学员分赴各地。中共党员刘慈恺分至湖北钟祥任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主任，地下身份是中共鄂中特委委员、钟祥县委书记。有一天孙老师对父亲说，派你去钟祥配合刘慈恺发放农贷，他们刚从汤池训练班毕业，有什么问题要多商议，定期回武汉汇报工作。此时孙老师与刘慈恺之间的革命关系父亲并不清楚。父亲火速赶到钟祥，与刘慈恺等人会合。
    钟祥是江汉平原的一颗璀灿明珠，已有2700年的历史，楚国陪都，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钟灵毓秀，孕育了楚辞文学家宋玉；楚歌舞艺术家莫愁女；高雅名曲〝阳春白雪〞；明嘉靖皇帝诞生、发迹于此。钟祥是明嘉靖年间，全国除北京、南京而外的第三个直辖府——承天府。父只见此地气势不凡，远眺大洪山巍峨入云，近处丘陵逶迤起伏，脚下良田万顷，汉江源远流长。满目青山绿水、亭台楼阁，古文化的遗址比比皆是，蔚为壮观的明十五陵——显陵在群山环抱之中，处处一派〝祥瑞钟聚〞之气，不愧为世界文化遗产地。历代文人墨客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留有墨迹。父亲将要和一群革命者，在这里渡过一段难忘的日日夜夜。
    刘慈恺，江苏仪征人，曾在北平读书，解放后历任吉林省副省长、吉林市委第一书记，吉林省人大副主任。农村合作事业办事处联络点，设在钟祥中果园我大姨父王采繁家中，实际也是共产党联络站。房子并不太多，姨父家有一张大铜床，刘慈恺与我父亲同挤在一张床上，抵足而眠。那时办事处的干部都在一起开伙，刘慈恺经费非常困难，哪交得起伙食费，我父亲是中国银行职员，经济上比较宽裕，他好几个月的费用都是父亲帮助的。
    他们以农村合作社的形式将各乡的农民组织起来，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决心；要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在刘的领导下，合作事业办事处有一批年轻的合作指导员骨干分子，有一位活跃的青年叫浦通修(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是他妹妹。)还有连士稿及李蕴辉、我母亲程令勲、王滔若、冯恭、老纪、王采繁、王采薇等。他们时常举行群众集会，发表长篇演说，有理有据，对发动群众起了很大作用。古老而神奇的钟祥大地生气勃勃，群众的抗日热情高涨。
    父亲与刘慈恺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张床上一起生活工作了好几个月，刘每天都开会研究问题到很晚，要半夜才来睡觉。父对他的政治立场了如指掌，而刘慈恺也知道孙耀华派来的得意学生是可靠的，有些事并不避讳。刘时常有信件发往武汉，又怕国民党检查，每次父亲到武汉出差，刘都托父亲带去，而且再三交代要保管好。父自是心知肚明，欣然同意，每次收信人都不相同，地点也不同，95岁的他，怎么也回忆不起具体送信的地址。父心中明白，刘是共产党人，同时也知道了孙老师的政治身份，派到钟祥来配合刘，是对自己的充分信任。
    当时钟祥县的段县长其实早就怀疑刘。那个时代县城没有银行，父亲因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县长对他没有戒心，好几次问他：〝慕曾弟，你和刘慈恺住在一起，你看刘他们一伙像不像共党分子？〞父亲笑道：〝段县长多心了，他们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主张抗日的热血青年。〞县长将信将疑。县长根本想不到，农村合作社的工作，是获得了中国银行农贷方面的爱国民主人士支持的，派来的农贷员是有进步思想的，怎么可能出卖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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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有关汤池训练班及农村合作指导事业的一些史料中，没有重视中国银行农贷系统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在农贷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有失偏颇。而我父亲的回忆中，除开孙耀华先生外，还提到了张心一先生，我认为是合理的。试想，共产党培养的合作指导员夺取了农村合作社的领导权后，中国银行派的农贷员是国民党操控的，不予配合或者捣乱，在经济上不能正常开展工作，合作社的凝聚力就会大打折扣。父亲回忆汤池训练班筹备时，认为应得到中国银行总行农贷稽核、爱国民主进步人士张心一先生的支持，保证农村合作社在经济方面运转正常。孙先生就更具体了，上面回忆的情节表明，杨显东、李范一先生在孙先生住处常有商议〝汤池训练班〞，而我父亲以中国银行孙先生助手的身份被派往钟祥协助刘慈恺，说明孙先生不仅为〝汤池训练班〞做了一些联络工作，也从经济层面来全力配合农村合作指导事业。其他县的农贷员配合如何，父亲不清楚，起码钟祥县没有问题。杨、孙、张三人都在金陵大学学习或工作过，又志同道合，张心一又是中国银行农贷业务的上级主管，他们之间商量给于农贷支持应是顺理成章的。这种农贷已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有其政治意义。
     父亲对这一群青年中的女合作指导员程令勲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毕业于襄樊纺织专科学校，思想进步，又毕业于汤池训练班，一派〝五四〞女青年的打扮，短发，阴丹士林旗袍，园口黑布鞋配一双白袜，显得朝气勃勃，虽无闭月羞花之貌，但也长得楚楚动人，很有气质。在群众集会上喊口号慷慨激昂；领着大家唱抗日歌曲《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声情并茂，父亲的心动了。他们又常常一起去农村合作社宣传，给农民上夜校，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在孙老师面前提起了程令勲，孙老师忙说，我正想问你有何印象？如果有意，我来当月下老人。父自然是喜不自禁，连忙谢恩师成人之美。
      孙耀华先生在钟祥成长，其父亲姓孙名海霞，有九个儿女，在钟祥担任电报局长十年，后调成都任电报局长，是爱国民主人士，孙中山先生去世时，他披麻戴孝，白衣白裤，有椎心泣血之痛。孙海霞与钟祥、京山、潜江、天门四县著名的国学大儒程洛(我外祖父)相交甚笃，孙耀华先生幼时曾拜程洛为师，学习古文。外祖父程洛有三女一男，程令勲是其二女儿，孙耀华先生与我母亲互称师兄师妹，直到八十年代，孙先生已位高权重，也如此称我母亲为师妹。有这样一层关係，孙耀华先生才有把握来千里姻缘一线牵。其实母亲早就对我父这位才华出众、相貌堂堂的青年意有所属，师兄一提出来，正合心意。孙老师马上就在钟祥办了一桌酒，算订婚仪式。
      1938年中，日寇加紧进攻，武汉会战已打响，外围地区烽火连天。一天，浦通修提了一只小布箱来找我父亲说：慕曾兄，我要出远门几天，这只箱子替我保管一下。父连忙接下，没想到他一去不复返，后来才知道他去了延安，又成为了八路军高级干部。这只箱子在转徙的生活中遗失了。
       这时，父已与孙老师和杨显东先生失去了联系，中国银行总行的张心一先生来了指示，立即撤退重庆到昆明报到。他当时收回的贷款有四千大洋，为安全起见存放在县政府，根本无法带走，恰好县政府在中国银行宜昌办事处有存款，要段县长开了一张中国银行收的抬头支票，父带到宜昌交中国银行宜昌办事处，然后在县政府的存款项下扣除。还有几千块大洋在农民手中无法收回，刘慈恺手中掌有贷款账目。四十年代初，我姨父王采繁到四川内江，对我父亲说，剩下的大洋由刘慈恺收回部分，作为合作事业办事处的活动经费，每人每月还领了生活补贴。
       从钟祥的情况看，中国银行内的民主爱国人士，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给了共产党在筹备抗日根据地的活动中，予以经济上很大的帮助和政治上的很大支持。      就在本文即将完稿之际，有幸读到了杨显东先生的回忆文章《董必武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湖北文史》第八十四辑)，其中一段说到，1937年在武汉，〝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国银行管理处的农贷稽核张心一和我们谈起，怎样能在湖北招训一批农村合作指导员，以便往后发放农贷，发动群众打游击。〞杨先生、孙先生受到启发，后来就发生了筹备〝汤池训练班〞的一系列的行动。可见杨、孙、张三位先生确实在一起议论过，表明了张先生全力支持的态度，我父亲的回忆是可信的。
      母亲也随父亲撤走。临走前，汤池训练班教官蔡承祖托我父带口信给他在重庆的哥哥蔡承新：〝我的工作顺利，身体很好，请放心，决心为革命奋斗终生！〞与他兄见面时，父亲才知是自己的上司，时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总经理，后来我舅舅到四川，还是蔡承新先生安排的工作。蔡承新先生解放后曾任上海政协委员。
从钟祥到重庆只能从宜昌上船，一路同行者有我姨父的叔叔及恋人。出得城门，母亲深情地回望这片生她养她的土地，那年，那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那凄婉的歌声在胸中油然而生。母亲恋恋不舍地与家人挥手告别，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与故乡的永别。
       到宜昌要经荆门、当阳，路途遥远，县政府有个科长是同乡，派了四个挑夫，借了两匹川马，由两位妇女骑。一路栉风沐雨，走了三天，人困马乏，沿途不见人踪，老百姓都跑光了，景象甚是凄凉。路上碰到李宗仁部的几个广西伤兵，互相搀扶着，一拐一拐地走。真是：〝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
那时的宜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全国各地撤来的政府机关、学校、工厂、伤兵纷纷涌入；各种装备物资堆积如山；难民席地而卧，嗷嗷待哺的婴儿哭喊声令人心碎。父忙去中国银行交了支票，托银行买了两张船票，一般人只能望江兴叹，要等很长时间。
       等船期间，在街上转一转，突然与杨显东博士不期而遇，双方都愣了一下，然后紧握对方双手惊喜地叫了起来，互致问候后，父向他介绍了我母亲。然后忙问：我孙老师到哪儿去了？杨说：陶铸派他去应城当县长兼游击司令。父肃然起敬，感佩老师在国家危难关头挺身而出，奔赴疆杨。杨显东博士对我父说，我也决定留在湖北，请将我的四口皮箱带到重庆，存放在教育部秘书陈景阳的家中。父连忙应承下来。这是父亲这一生中与杨先生最后一次见面，但缘分未了。
       杨显东先生后来在襄阳办鄂北棉业讲习所、茨河手纺织训练所，为革命培养了大批抗日干部；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30万军队包围了中原野战军7万人，弹未尽，粮已绝，董必武派王震求助，杨先生巧妙躲开国民党封锁，运1000吨面粉及药品物资支援，帮助李先念部顺利〝中原突围〞，为战略大反攻奠定了基础；上海解放前夕，杨先生将2万吨大米藏于英租界，粉碎了汤恩伯南运广州的企图，为解放后的上海800万军民解决了粮食大问题。杨先生的功绩彪柄史册。
       父亲在鄂期间与革命者零距离接触，虽然没有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但是也为革命作了力所能及的工作，掩护过共产党人，革命者为国为民的崇高品质永远成为父的楷模。耳濡目染之下，他的思想深受影响。